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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全面從嚴治黨首先要從政治上看，要求廣大黨員干部不斷提高政治判斷力，政治領悟力，政治執行力。在十九屆中央紀委六次全會上強調：“堅持抓住‘關鍵少數’以上率下，堅持完善黨和國家監督制度，以偉大自我革命引領偉大社會革命，堅持不懈把全面從嚴治黨向縱深推進。”在新時代新階段，推進全面從嚴治黨向縱深發展，必須對全面從嚴治黨的形勢有一個科學判斷，對全面從嚴治黨的要求要準確把握，對全面從嚴治黨的舉措要不折不扣落地落實。為此，準確把握全面從嚴治黨中的“多數”與“少數”問題，不僅是重大的理論問題，也是一個重大的實踐問題。

一、抓住“關鍵少數”，帶動“絕大多數”

這里的“關鍵少數”，指的是各級黨組織中的領導干部，一般指黨組織的領導班子，有時特指“一把手”。這里的“絕大多數”指的是領導班子之外的廣大黨員干部。所謂要抓住“關鍵少數”，就是在推進全面從嚴治黨的工作中，“關鍵少數”是這項工作的關鍵因素，只有抓住了“關鍵少數”，才能有效推動工作的開展。之所以關鍵，主要體現在“關鍵少數”一方面是這項工作的領導者和推動者，另一方面是這項工作的先行者和垂范者。對“關鍵少數”，不僅要緊抓不放，更重要的是要抓緊抓好。首先，“關鍵少數”在提高思想認識上要更早一些。各級領導班子，特別是“一把手”對習近平全面從嚴治黨戰略思想要先學先領會。己之昏昏，焉能使人昭昭？沒有理論認識上的清醒，就沒有思想政治上的堅定，更沒有行動上的自覺。所以各級領導干部一定要從我黨的百年奮斗歷程中，感悟全面從嚴治黨的重大意義；從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體系中認識全面從嚴治黨的時代要求；從各自的本職工作中，找到全面從嚴治黨的結合點和發力點。其次，“關鍵少數”在自我要求上要更嚴一些。作為領導干部，不僅是工作的推動者，也是工作的示范者，風成于上，而俗化于下。沒有更嚴的自我要求，就發揮不了以上率下的作用，沒有更嚴的自我要求，所有的部署和行動也都是蒼白的。在各項紀律要求上，作為“關鍵少數”要敢于說從我做起，在各項權利的行使上，“關鍵少數”要敢于說對我監督。第三，“關鍵少數”在部署落實上要更全一些。全面從嚴治黨不能獨善其身，自掃門前雪，要體現“管”和“帶”。不能僅有底線意識，滿足于不出事兒，不犯錯誤，更要有使命意識，做到“三不機制”一體推進，防患于未然。不能僅滿足于黨的純潔性建設，也要在黨的先進性建設和執政能力建設上同步發力。

好的開頭等于成功的一半。抓好“關鍵少數”是關鍵一招，但抓“關鍵少數”不能止于“關鍵少數”，必須通過“關鍵少數”帶動“絕大多數”。“關鍵少數”是我們執政的骨干力量，而“絕大多數”是我們執政的基礎力量，二者缺一不可，必須把二者有機統一起來，“關鍵少數”是引領者，推動者，“絕大多數”是響應者、追隨者，同時“絕大多數”也是“關鍵少數”的監督者和評判者。二者的作用不是單向的，而是雙向的，是一個有機的統一體。正確看待處理二者的關系，就要一方面同步著力，用相應的方法措施最大程度發揮二者的積極性，另一方面重點關注二者的關系和相互作用，用系統的觀點，系統的方法來統籌這項工作。

二、管住“大多數”，懲治“極少數”

這里的“大多數”就是泛指廣大的黨員干部，是從整體上說的，這里的“極少數”是指在黨員干部中那些出現違規違紀違法行為的人，是從部分的角度說的，二者是整體與部分的關系。從哲學上講，對于整體與部分，我們首先關注的是整體，因為整體反映了事物的主要矛盾。相應地在方法論上要求，要樹立全局觀念，辦事情要從整體著眼，尋求最優目標。部分反映的是事物的次要矛盾，雖然處于次要地位，也需要予以關注和重視，不及時處理或者處理不好就會影響到整體。抓整體是為了整體，抓部分也是為了整體。全面從嚴治黨的“嚴”不僅體現在“懲”上，更要體現在“管”上。從目前全面從嚴治黨的實踐來看，在抓懲治“極少數”方面，應該說是力度空前，體現了全黨對腐敗零容忍的態度和決心，但從管住“大多數”方面來看，不論從認識上還是舉措上都存在著一定程度的滯后，從而導致腐敗的增量還在不斷的發生，反腐敗的形勢依然嚴峻復雜。究其原因就是沒有正確認識和把握管住“大多數”和懲治“極少數”二者的關系，沒有把全面從嚴治黨的主要矛盾放在主要地位。

全面從嚴治黨的初衷，是為保證廣大黨員干部這支隊伍整體上不出問題，為了從整體上把這支隊伍鍛造的更加先進，更加純潔，更加有力。對少數的腐敗分子必須嚴厲懲處，決不能姑息遷就，但不能把注意力和關注點僅僅放在少數的腐敗分子上，放松對廣大黨員干部的教育管理上。正像農民種地打糧食一樣，他關注的是整體的產量和品質，而絕不會僅僅滿足于拔了幾棵雜草，消滅了幾只害蟲，雜草和害蟲必須滅除，但最重要的是管好那些幼苗，使弱苗變壯苗，使劣質變優質。如果把全部精力都放在處理雜草和害蟲上，去和別人炫耀，除了多少雜草殺了多少害蟲，而不去加強田間管理，最終的收成就會一年不如一年。同理，在管住“大多數”和懲治“極少數”這個問題上，如果我們忽視了“大多數”，沒有管住或者說沒有管好“大多數”，就會犯戰略性的錯誤。

在全面從嚴治黨這個戰略問題上，著眼整體就是著眼長遠。在面對不良思想的侵蝕上，每一個黨員干部都沒有天然的免疫力，每一個黨員干部的黨性，都需要在實踐中不斷地錘煉。年齡大，資格老，不一定就代表黨性強。每一個黨員干部都需要長期的教育，嚴格的監督，同時要不斷的對照初心進行自省。黨性鍛煉是終身課題，對黨員干部的管理也是長期的任務，須臾不可放松。在對黨員干部的教育管理上，單純靠自律不行，單純靠教育也不行，從根本上說要靠制度、靠監督，還要傾注大量的精力去研究去探討，去督促去落實。

對各級黨組織來說，全面從嚴治黨是一份沉甸甸的責任。要站得高，才能看得遠，要出實招，才能見實效，通過“關鍵少數”帶動“絕大多數”，通過嚴格的黨內監督帶動各種社會監督，通過真正的自我批評，誠懇接受外在的批評。要真正認識到全面從嚴治黨是一份沉甸甸的政治責任，明責于心，擔責于身，履責于行。要認識到全面從嚴治黨是全黨的事而不是紀檢監察機關一家的事。對“大多數”不僅要管，重要的是要管住，通過管，使“大多數”不斷地增多，使“極少數”成為真正的極少數。

管住“大多數”是戰略問題，而懲治“極少數”只能是策略問題，策略要統一于服務于戰略。管住“大多數”是全面從嚴治黨的主要矛盾，而懲治“極少數”是全面從嚴治黨中的次要矛盾。所以說，各級黨委黨組，各級紀檢監察機關都要把主要的精力和工作重點放在管住“大多數”上面。

三、監督執紀“四種形態”中的“多數”與“少數”

監督執紀“四種形態”是我們黨一貫堅持的“懲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針，在新時代全面從嚴治黨實踐中的具體體現和創新發展，是管黨治黨的重要手段和政策策略。“四種形態”從提出到確立，經歷了一個逐步完善的過程。2016年10月27日，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其中第七條對“四種形態”重新進行了定義，具體表述為：黨內監督必須把紀律挺在前面，運用監督執紀“四種形態”，經常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約談函詢，讓“紅紅臉，出出汗”成為常態；黨紀輕處分，組織調整成為違紀處理的大多數；黨紀重處分，重大職務調整的成為少數；嚴重違紀涉嫌違法立案審查的，成為極少數。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堅持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堅持懲前毖后，治病救人，運用監督執紀‘四種形態’，抓早抓小，防微杜漸。”從以上我們可以看出“四種形態”是監督執紀的一個基本遵循，準確把握其要義，是踐行“四種形態”的基本前提。第一個基本要義是作為政策，體現的是“嚴管”。這里的“嚴”主要體現在“早”，要抓早抓小，防微杜漸。“四種形態”最重要的是第一種形態，讓“紅紅臉，出出汗”成為常態。過去對苗頭性問題“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的，現在必須瞪大眼睛及時提出。過去司空見慣，熟視無睹的黨內不正常現象，現在必須高度重視，及時糾正。對于第一種形態，我們要充分運用，要有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胸襟，這是重點也是難點，也是當前監督執紀的短板和薄弱環節。嚴管還體現在監督執紀必須嚴格依規依紀依法，要在明辨是非的前提下，分清錯誤的大小。要做政治上的明白人，量紀上的清醒人。既要分對錯也要分大小。第二個基本要義是作為策略，體現的是“厚愛”。強調要分類施治，分層施策，精準把握適用形態。對于犯錯誤的同志，目的在“救”而不是“治”，能達到“救”的效果的，該適用哪種形態就適用哪種形態，決不能“治而不救”，一治了之。

基于以上兩個基本要義，踐行“四種形態”，一要堅持實事求是的觀點。對犯錯誤的同志，不管是寬還是嚴，都要實事求是，都要根據違紀事實、紀法規定和認識態度，寬要有寬的理由，嚴要有嚴的依據。不管是適用還是轉化都要客觀、公正。對第一種形態的運用要體現“充分”二字，對第二種形態的運用要體現“妥善”二字，對第三種形態的運用要體現“準確”二字，對于第四種形態的運用要體現“果斷”二字。堅持實事求是就是把握好度，對每一個犯錯誤的同志的處理，都要經得起歷史的檢驗，都要成為處理類似情況的成功案例。二要堅持發展變化的觀點。“四種形態”的每一種形態都是相互關聯的，“四種形態”是動態的，而不是靜止不變的。對每一個犯錯誤的同志來說，他所犯的錯誤絕不是偶然的，大錯誤是由小錯誤發展而來的，他可以由不犯錯誤到犯小錯誤，由犯小錯誤到犯大錯誤，也可以由犯錯誤到真心悔改，再到成為大家學習的楷模。所以說，既要重視防微杜漸，也要重視教育挽救。“四種形態”理論本身就是針對問題而言的，沒有問題就不會有“四種形態”，所以說有問題不可怕，可怕的是對問題的漠視，可怕的是不能正確有效的處理問題。踐行“四種形態”總的來說是要達到政治效果，紀法效果和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其根本目的是為了我們的隊伍不出問題，少出問題。“四種形態”整體上來說是針對黨員干部中的少數而言的，是在“少數”中求“多數”，也就是盡可能讓犯錯誤的少數人中的大多數犯的是小錯誤，讓犯嚴重錯誤的人，成為少數中的極少數。

四、準確把握全面從嚴治黨中的“多數”與“少數”是重大的戰略問題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將全面從嚴治黨作為新時代黨的自我革命的重要途徑，將全面從嚴治黨納入“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將管黨治黨的政治決心轉化為實際行動，推動形成了一系列重大舉措，使中國共產黨在新時代煥發出蓬勃朝氣。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對新時代全面從嚴治黨取得的歷史性、開創性成就進行了概括，明確指出，全面從嚴治黨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內容，是黨的百年奮斗歷程的基本經驗，是跳出“歷史周期率”的金鑰匙，是新時代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重要方略。習近平總書記在今年元月11日的省部級干部研討班上講到：“戰略問題是一個政黨，一個國家的根本性問題。戰略上判斷的準確，戰略上謀劃的科學，戰略上贏得主動，黨和人民的事業就大有希望。”同時指出：“注重分析和總結黨在百年奮斗歷程中對戰略策略的研究和把握，是貫穿全會決議的一個重要內容，我們一定要深入學習，全面領會”。全面從嚴治黨從戰略上講，就是要通過“關鍵少數”，帶動“絕大多數”，通過懲治“極少數”，管住“大多數”，通過踐行“四種形態”使犯嚴重錯誤的成為“極少數”。這里抓“關鍵少數”，懲治“極少數”都是戰略指導下的策略，多數問題才是我們真正的戰略重點。只有管住了“大多數”，才能遏制住腐敗的增量，才能使反腐敗壓倒性勝利局面得到真正的鞏固。自我革命的對象不僅指那些蛻化變質腐敗分子，也包括全體黨員干部，自我革命就要使全體黨員干部都在新時代自我革命的大熔爐里重新進行鍛造，從而達到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所以說全面從嚴治黨一定要準確把握“多數”與“少數”的關系問題，把重心放在“多數”上，這不僅是重大的理論問題，也是重大的實踐問題，不僅是重要的方法問題，也是重大的政治問題。全面從嚴治黨從政治上看，就是從戰略上看，就是要通過不斷提高政治判斷力、政治領悟力、政治執行力，確保有著9500萬黨員隊伍的大黨中的絕大多數更加純潔、更加先進、更加富有戰斗力，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斷取得新的勝利提供強有力的政治引領和政治保障。

作者：楊獻坤，河南省洛陽市偃師區紀委監委三級調研員； 來源：昆侖策網【作者來稿】圖片來源網絡 侵刪